资金流失使农村贫穷,资源流失使农村凋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状必须改观。没有什么行业也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脱离农业,农民只应是一种职业称呼,务农应当取得社会平均收益。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各种资源无序流出农村、出大于入的局面。资源有序回流农村,一靠政策调整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二靠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了就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采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文章。韩长赋表示,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应当改革征地制度,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
韩长赋指出,中国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基本解决后,现阶段主要是城乡要素配置剪刀差。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要素城镇化超前,农民城镇化滞后,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
——土地方面: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工业项目用地、开发区占地,大多是从农村征用的土地。近年来,尽管征地的补偿标准在逐年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土地净收益流入城市和工业,每年以万亿计。
——金融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存贷差,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项目。2010年末,全国农户储蓄余额为5.9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只有2.6万亿元,两者相差3.3万亿元。农村资金供给严重短缺,提高了农业的融资成本。
——劳动力方面:据专家测算,农民工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每年在几千亿元以上。近几年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工资问题比较重视,农民工工资增加较多,但农民工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仍很欠缺,特别是参加社保的比例低。
韩长赋表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实施“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缩小工农、城乡差距,不仅要缩小收入和生活差距,还要缩小权利和机会差距,也要缩小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差距。
一是改革征地制度,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要防止盲目滥占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更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应当改革征地制度,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原则,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
二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破解“三农”发展的资金制约。积极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大中型银行开展涉农贷款批发业务、小微型银行开展零售业务。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放宽抵押担保范围,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抵押、担保制度。继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增加保险品种,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
三是推进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同保,并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农民外出务工能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劳动安全,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对进城的农民,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允许他们带着权利进城,进退有路。

一、资金流失是农村贫穷根源

农村穷,是因为农村人创造的财富悄悄的流入了城市。城乡“二元分治”,造成了巨大的“三大差别”。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据有关专家调查测算,1952年至1990年,国家工业化建设抽走的农村资金,达到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为300亿元。

“二元分治”下的农村资金流失。

1.生产方面。

传统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条件影响,承受着工商业之外的额外负担成本,风灾、水灾、旱灾、日照、病虫鼠畜害等等,无一不影响着传统农业。有时眼看收成到手,被一场天灾就毁得血本无归;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增产不增收”,使生产资金以生产成本的形式流失得荡然无存。

行政干预是生产环节造成农村资金流失的一个人为因素。农业生产有其自然规律。不顾自然条件,违背耕作规律,不适时宜地命令农民种植,不仅使农民付出辛勤劳动,而且连种苗成本都搭了进去的事例时有发生。这是计划经济思维造成农村资金流失的特殊景观。

2.分配方面。

因没有扣除生产成本,农业税税率事实上较工商税收税率高出许多,农民一直交着高额税收。在初次分配阶段,农民享受的是不平等的国民待遇,造成征税引起的农村资金流失。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免征农业税。

我国财政资金的投入,城乡之间倾斜严重,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分税制”后,财力进一步上聚,许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乡镇,甚至无税可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保障长期对农民缺失。所有这些,虽然不是农村资金的直接向城镇流失,但却是在获取上级财政资金方面的相对流失。

长期存在的工农“剪刀差”,是使农村资金流失的又一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工农产品的交换,存在严重的“剪刀差”。一方面,工业从农村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到农产品原材料,经加工后的制成品,成几倍或几十倍的价格再销往农村;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农产品生长期长。而工业制品往往只需几道工序,用现代工业手段,在相对农产品生产周期极短的时间内产出产品。这就不仅从价格上,而且从时间上加倍了农村资金流出。与此相似,商业和服务业与农业之间,也存在类似这种农村资金流失的现象。

3.流通方面。

流通领域也存在农村资金流失:农产品难保鲜,贮藏成本高,商品率程度低,直接影响农产品商品化的价格,其实质也就造成农村资金流失。

4.消费方面。

城乡生活存在明显差距,而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避免。一个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一天,流向城镇的资金,可能是他在农村生活几天的资金,形成很大的资金流向反差。同理,被称为难负重荷的三大开销,都加速农村资金向城镇的流失,使农村资金构成乡村——城镇——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都市的汇集链。

5.社会生活方面。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农村的资金流失,还表现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与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服务不到位等等,各种坑农害农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一旦发生磨擦,农民要维权就显得力不从心:法律知识欠缺,不能像其他经济主体那样娴熟地运用法律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来维护自身权益,更没有其他经济主体那种“旱涝保收”的优势,来拖时间、耗精力、拼本钱。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资金流失。

近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反哺农业扶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快了农村的发展。但是,农村资金出大于入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资金的再流失现象依然存在。

1.产品价格方面。

“二元分治”下,农产品按满足社会需求定价,而工业品按生产成本定价,这就是“谷贱伤农”的根源。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必须保证足量供应,一直充当着受害方。譬如油价涨了,农产品价格就不能涨。要是也跟着涨的话,就会影响基本生活,而成为众失之的。

除了产品定价上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理论的缺陷。农产品保鲜期短,这就决定了农产品的供期短,进而影响到的是供期弹性小。一方面使得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不能像房地产一样一路高涨。价低时,房地产可以“捂盘”待价。但像蔬菜等农产品,只能不管价高价低,“早卖早赢”。否则,就会“错过时机”血本无归。

价格理论形成几千年了,为什么今天突然冒出个“供期弹性”问题?这是因为以往都是散户有限的挑担卖菜,菜不好卖可以不卖,损失不大,不会形成致命打击。就是说这种“供期弹性”还不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造成的损失也被掩盖或者说被忽略了。而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今天,蔬菜种植专业户以蔬菜种植为生,“供期弹性”已具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造成的损失已足于形成致命打击,让人破产。

至于说进行蔬菜深加工如脱水、冷冻等处理等,或政府补贴、包销包利或超市直销等,前者虽可延长供期,增大供期弹性,后者也可减轻业主损失或保本护利,但都不是价格理论本身的问题。只有价格理论本身把“供期弹性”考虑进去了,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价格理论体系,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产品价格与价值脱节问题。

农业是最近自然的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与农业相比美。但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难与社会发展同步产生高收入者,“种地不赚钱”,务农不能成为人们羡慕留恋的职业,“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现象很值得人们去深刻反思,问题的根源很需要人们去深究。

农产品供期弹性小的所谓价格理论缺陷问题,实质是社会高度分工后的现代社会,风险分摊机制的缺失。因此,建立健全农业风险分摊的机制保障,既重要又迫切。

从职工报酬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农村资金的另一种隐性流失情况。改革开放后,职工工资经多次调整,到2011年,累计涨幅达60多倍。这期间,农产品价格虽也多次上调,但累计上调比例只有职工工资涨幅的七分之一。

2.土地征用方面。

据《2005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披露:被征土地收益中,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企业占40%~50%,两者相加,平均70%或以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了。“征地拆迁”问题的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矛盾的焦点是效率与公平。其要害在于:开发商拿走了经济利益的大头,牺牲的是亿万农民的土地权益。“6—10倍的补偿标准”,既缺乏理论基础又没有现实依据。据此,现在不断有人呼吁,征地补偿标准最少还得提高10倍,才比较合理。

“扩村并居”“农民上楼”“土地财政”性质变异,恶意抢夺资源的“圈地”,大国敝村是城市掠夺乡村结果,只能把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与土地征用不合理现象同时存在的是高房价。高房价充当的是“择富进城”“录取线”的角色。

3.用工方面。

现在,农业税已免征,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没有民工潮,就没有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农村向城市提供的低廉劳动力,促成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但农民工因租住房子、暂住证、子女借读费、各种名目的赞助费等构成的“打工许可费”,每年给城市带来的“户籍红利”,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包产到户吃饱肚,外出打工致了富”,但只有10%左右“进到城里落了户”。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积蓄到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与产业工人相比,存在“同城难同厂,同厂难同工,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明显差别,更难于与当地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

城乡同等劳动力做同一工作,获得同等薪酬的背后,是城市以购买此项工作的劳动价值等值的货币,买到了农村劳动力的黄金时段,而由农村负担劳动力的培养成长费用及失去劳动能力后的养老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工在付出劳动得到工资的背后,农村流失了劳动力培养成长及养老费用。城市无偿地占据了这部分隐性流失资金。即使有农民工在城镇定居下来,那也只是相应减少了养老费用,而不能避免劳动力成长费用的流失。

同理,从乡村走出的大学生,其进入大学到毕业找到工作,这期间的培养与成长费用,对农村来说,一样流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进入城镇工作,而只有极少数人返回乡村工作而回报养育他的土地。现在,大学生就业问题明显,农家子女上大学,究竟是奔前程还是“花钱”过程,引起不少人的反思。毕业后,大量“改行”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系的工作,“一切还得从头开始”,构成时间与钱财的双流失。

调查显示,2011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2000元左右,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2000元左右的工资,实际只能基本满足其本人在城市生活开支。而按一般理论,正常的工资水平应是:一个工人正常工作情况下,其收入水平应能基本满足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这就是说,如果按家庭人口3.5人计,月均工资最少应在5、6千元以上。换句话说,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与工资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差额部分实际成为农村的隐秘性资金而流失。

用社会再生产的观点看,这项隐秘性资金流失的结果实质是:农民进城务工,目前工资福利水平现状下,实际收入难于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不利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农村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只是青壮年为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奉献力量,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目标远没达到。

4.税负方面。

初次分配背离效率、二次分配远非公平、再次分配制度缺失,分配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或说不合理,制造了悬殊的贫富差距。2010年,我国流转税收入达70%以上,实际体现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存在诸多弊端。

隐性税负。流转税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容易转嫁。流转税是价内税,企业交纳的流转税,多加入到价格中,转嫁给社会。消费者实际成为这些流转税的最后负担人,农村人更成为单向负担人。

歧视现象。我国目前的税制,税收歧视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比较普遍。特别是存在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歧视。这主要有三:

一是虽然制定了不少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税收政策,但因税制不合理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农业生产经营者购买的生产资料,征收了13%的增值税。现实中,这部分税负,极难像其他工商产品一样,转嫁给消费者。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农业生产资料增值税的最终负担人。这意味着,相当于对农业生产经营者额外征收了一笔特别税。

二是对劳务收入的歧视。农民的务工收入比重加大。而个税免征额调整为3500元后,对普通的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歧视问题依然存在。如:独立提供劳务的劳动者,月收入4000元所需缴纳的个税是640元,税后收入是3360元。这实际上低于个税的免征额,较在单位固定劳动的同等收入者,就存在了一个税收歧视问题。

三是地区间的歧视。就地纳税原则,使不合理的地区间税负结构问题更隐秘。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市场化商品程度高。大中型工商企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所生产的产品在销售时,税收缴纳给当地,税收负担通过价格,转嫁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农村则是单向负担者。

同理,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能享受到类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农村人到城里消费购物,缴纳的城建税等,用于城市建设。农村人不能充分享受这部分税款带来的公共服务,是一种逆向的税负转嫁。

重复征税现象。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实际征收中,并不易划清,特别是对劳务和建筑。农民工多从事的是劳务和建筑,成为重复征税的主要对象。

制度不平等,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很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税收政策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税收歧视。

不完善的财税制度,是造成农村资金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资金流失,从经济学说,是资源配置失衡;从社会学说,是地位失衡;从法学说,是侵害了权益。

5.金融方面。

近年来,利率不断调整,储蓄“负利率”“钱越存越少”。尽管设计者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遏抑“食利阶族”、调动“笼中虎”参与到生产消费中去,或其他更好的设计意愿。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储蓄负利率最受伤的是弱势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的今天,普通百姓在养老问题上还得留点“私房钱”的情况下,储蓄“负利率”是对“养老储备金”很不利的。

其实,既遏抑“食利阶族”、调动“笼中虎”参与到生产消费中去,又不侵蚀低收入者以下的群体利益,办法还是有的。比如,对于一般的储蓄,应该让其有合理的利息收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储蓄利率应该大于通胀率。即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储蓄不会“越存越少”;而对于“先富群体”,反映在存款额上就是数额巨大,因此设计“超额递减利率”对之。当数额达到某一限值,就减息或停息。而一般劳动群体是没有这么多钱存的,因此不侵害低收入群体的存款收益。可以说,“超额递减利率”不失为处理好这一矛盾的有益探讨。

都是拿走一元钱,但对穷人的边际损失效应,要远远大于富人的边际损失。因此,介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处于不断完善的现实情况,应让储蓄利率与CPI挂钩,以此确保低收入者,特别是老年人的利益及即得收益不受损。储蓄利率与CPI挂钩并结合使用“超额递减利率”,让利率杠杆为保障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做出应有贡献。

现在存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多是吸收农村资金,而农民因抵押物不足难于贷款。也就是说,农村人继续在以储蓄的形式,支援着城市化、工业化。股票投资,是造成农村资金流失的另一形式。普通人买股票,“连汤都喝不上”。各种彩票在农村募集资金,也多是起着流失农村资金的实际效果。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高低相差10倍多。或许可以说,这是城乡巨大差别在新形势下的另类表现形式,城乡差巨已扩变到了农村内部的区域和分工。

6.社会管理方面。

以GDP考核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在压力型工作机制下,主观性超越客观性,工作远离真实需要搞“一刀切”,滋生形式主义,政绩和形象工程盛行,构成另一种形式的资金流失。

二、资源流失使农村凋敝

各种资源流失,加重农村凋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象,很值得人们去深思。

1.人才资源流失。

城乡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年轻人不断往城里跑,相当数量的女孩子,无奈把嫁进城,当作是改变命运的一种选择。绝大部分头脑灵活的人挣了钱,首先考虑的是进城转变为市民。欠发达地区,几万人的乡镇,除学校和医院,竟找不出几个有技术职称的人。几个乡的人凑在一起,甚至弄不出一个《项目申请书》。这是因为,专业人员获取职称后,都想方设法进城了。农村成长起来的老师,千方百计“考”进城去,偏远乡村师资不足,有的只得再次聘请临时代课老师。乡村医护人员,看好城里好挣钱,搬到城里开起诊所,乡村看病难,出现新情况。农村出的大学生,很少愿意回家乡发展。招聘的大学生村官,不少没满期就走了。只有“十分没办法,才回家种地”,留守在农村的是“386199部队”,一些村庄甚至凑不齐“八仙”。各种人才资源不断流向城镇,严重影响农村发展。

2.资本资源流失。

不仅资金资本单向流入城市,其它各种资本资源,也不同程度地单向流向城市。因土地被征,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城市“要地不要人”,使这部分人失去保障。

3.自然资源流失。

一边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一边是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恶意抢夺资源。荒山、滩涂、林地、水面……等等各种资源,甚至承包地和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被城市资本侵蚀。村头的老树,也被搬去了城里。河沙、采石场、采矿地、甚至水体养殖面,都被老板包了。河砂掏空后,河堤受威胁;石块采走后,采石场的植被被毁了;矿采走后,农田、水质被污染……,甚至不用本地的工。水土流失耕地退化,农村自然资源流失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被掏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秘密在于,生产生活无费弃物,以地养地良性循环。现代工业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侵入农村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生产生活垃圾骤增,城市垃圾下乡,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生态脆弱恶化,水土不单是流失,更为严重的是被污染。不仅恢复成本成天文数字,而且还须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根本无法恢复,从根本上增加了生产生活成本。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以往可以任意饮用的河流,不仅现在无法直接饮用,还不时出现泛洪或断流。“连喝水也要花钱了”,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自然资源破坏流失的恶果。这是高耗费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造成的对农村自然资源的挤出性流失。

4.话语权流失。

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长期存在“同票不同权”的现象。1953年至1994年间,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至2009年间,调整为4:1。2010年后,实行“城乡同比”的原则,调整为1:1,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终于变成现实。

一个阶级或阶层,能否在重要会议发声,会不同程度影响这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我国的农民人数众多,“工农联盟”各代表“半壁江山”。人大代表城乡居民不同比,农村代表按人数比例长期远低于城镇,“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流失的是农村人的话语权。更何况,这有限的代表数额,还常常“被当地的党政领导代表了”,真正的农民代表少之又少。话语权流失,其实质是政治权益流失。政治权益的背后,通常就是经济权益。这使得农村人的利益诉求,难于在重要会议发声,难于保证在立法层面使农民权益得到及时充分的关照。

三、让各种资源有序回流农村

农业是最近自然的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与农业相媲美。没有什么行业也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脱离农业,农民只应是一种职业称呼,而不应存在人为差距。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各种资源无序流出农村、出大于入的局面。资源有序回流农村,一靠政策调整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二靠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1. 加速法制社会建设。

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农村人与城里人,只存在生活地域的不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农民只应是一种职业称呼,而不应存在人为差距。公共政策必须温暖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参与社会事务方面,应力争使每一公民,机会均等、福利同享。

2.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统筹城乡发展。

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城乡统筹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在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最大障碍在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清晰不完整的农民财产权利。应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通过政策调整完善重配资源,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各种资源有序回流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各种资源无序流出农村的状况。始终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唤回蓝天白云。建设“两型”社会,把农村建设成碧水蓝天美丽乡村。

市场经济是靠资本说话的,必须扭转农村资金出大于入的局面。比如,建立长效补偿机制,对生态环境的溢出效应及农村各种资源流出,进行及时合理补偿。弥补农村培育劳动力的部分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使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农业的要求;制定倾斜政策,鼓励各类人才支持农村发展;积极扶持各种形式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变分散、脆弱的单户小农经营,为联合、强大的合作经营,提升农产品的品位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农业信贷绿色通道,强化对“三农”的法律救济措施,以减少在维权过程中农村资金的流失。

3.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统”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分散小农应对现代市场经济能力有限,加上制度建设一定程度滞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各种农村资源不断外流,极不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有市场竞争就必然有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农村市场化潜力巨大,值得期待。坚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着眼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影响和束缚“三农”发展的制度障碍,形成让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农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是科学发展强“三农”的动力源泉。

城乡统筹,让务农与社会发展同步获得社会平均收益,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现实关注。沿海发展较好的地区表明,政策引导体制创新至关重要,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

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例如农村金融合作、流通合作、科技合作等社会化服务所体现的“规模”效益),未必一定要以土地大规模兼并为前提。发展集体经济,不是重回公社时期“一大二公”。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降低进入成本,安全、顺利进入市场,提高我国农产品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浙江探索的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构想,三类合作组织一体化,三重合作功能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一体化,正是对完善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有益尝试,并且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

合作制起源于近代欧洲,先驱者们希望以合作制克服某些弊病,体现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三位一体”
构想,试图抓住“三农”问题的要害,抓住统筹城乡的枢纽。农民的专业、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三位一体;金融、流通与科技三重合作功能三位一体;基层、区域乃至全国三级合作体系三位一体;经济合作组织、群众自治团体与行政辅助机构三位一体,探索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合作化的中国道路,农民合作精神可以提升、自治能力与主体地位有望提高。

4.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乡村经济的转型,重点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休闲农业“接二连三”,是产业结构中的朝阳产业,是阻止农业衰退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可能为破解“三农”问题避出新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可多得的资源、能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乡村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农家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以成功地破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怪圈。休闲农业将农业经济中的无形资产(如地理景观、山水田园风光、农耕文化、古镇民居、民俗风情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宽厚平台,便于走通股份合作发展集体经济路径,是城乡统筹城市支持乡村的有效途径,在欢乐中实现城乡财富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绿色GDP,为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开辟出令人振奋的新途径。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家庭农场”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家庭农场”,很大程度是指“种养大户”进化而成。发展“家庭农场”,就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从生产到销售全程,科学化程度高,搭建起科技兴农宽广平台,加速农业商品化进程。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农产品品位提升国际竞争力,协调务农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家庭承包经营下“单干”的许多弊端,都可能被克服。办好“家庭农场”会有许多溢出效应,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将可能成为我国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难题,需要相关政策及时关怀和社会各方大力支持。

结束语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在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最大障碍在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清晰不完整的农民财产权利。城乡统筹发展,应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参考文献:

陈爱巧:《农村贫穷根源在于资金流失》,《乡镇论坛》,2005年第12期

陈爱巧:《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资金再流失》,《市县领导参阅》,2013年第7期

陈林:《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之顶层设计: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2013年01月18日来信

陈爱巧:《休闲农业对破解“三农”困局的意义及作用》,《中国乡镇企业》,2013年第4期

陈爱巧:《“家庭农场”可能遇到的难题》,《市县领导参阅》,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爱巧,男,1959年生于江西南康。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中央电大物理系、会计系,助理会计师、经济师、高级研究员。在国家级媒体公开发表《地方政府融资的边界与限度》等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分获各种奖项并有部分选送国际交流。业绩成就入编《世界人物辞海》等典籍。现倾心研修经济学,着力于财税理论与实践及“三农”问题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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